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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班回到家，家里一片狼藉，东西搬得到处都是。儿子告诉我，老鼠找到了，一只很大很大的老鼠，躲在他床下的一个提包上睡大觉，养精神，好到晚上出来活动。“这家伙厉害得很呢，我们正要捉住它，它却从门脚下很窄的缝隙里挤身钻出去了。”妻告诉我。
接待我们的是一个50来岁的妇女，个子不高，脸色黑，头发梳得油光发亮，操一口武安方言。屋里家具很多，正中靠墙处是一张已经油漆剥落的木桌。墙上贴着《薛仁贵征西》的戏曲年画，对面是一个高高的淡黄色衣柜，里墙根放着十几个粗大的水缸，里面盛满了麦子、玉米和谷子、豆子之类的粮食。她迎我们进门，每人倒了一碗白开水，微笑着示意我们喝。我看她家的灶台收拾得还算干净，就端起碗来，不几口，就喝了两大碗水。
“你不要自己折磨自己了，阿昆。”我安慰他说：“小芳的离开根本与你无关。据我所知，她在来海边游泳之前就在与她的男人闹离婚。”
亲 文/顾金良 父亲得了皮肤病要去医院，迟疑着对我说，你能抽空陪我去吗？我想这样你们还放心些。一瞬间，我突然发现父亲真的老了。我细细地打量着父亲，父亲的头发已花白了大半，后背已是明显的驼了。而那曾是一面多么坚实的后背啊！ 一条崎岖的黄土路，坑洼得似乎没有尽头。一架吱吱呀呀的独轮车，在两道深深的车辙沟中间寂寞地走着。那是一个夏日的正午，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，毒日头吐着火蛇，嘲弄般地看着打焉的庄稼。我和一块青石坐在车的一侧，一口袋红红的高粮卧在另一侧，后面架车的，是脖颈上勒了襻套的父亲。父亲被汗水湿透的布衫搭在车把上，呼哧哧喘着气，将淌进嘴角的汗喷向一边，焦灼地目视着前方。父亲的目光突然间就亮了起来，将车小心地靠在路边的树荫下，回转身蹲下，认真地在地上捡拾着什么。我看到父亲古铜色的脊背上，黄豆大的汗珠一颗颗钻出来，顺了肌肉间的凹沟流着，不时地落到地上，噗的一声便不见了。这时候，我便看到了散落在地上的那几十颗黄灿灿的玉米粒。父亲仔仔细细地把它们捏到手里，小心地吹去尘土，脸上露出舒展的笑容。这是在我六岁那年，父亲推车到三十里外的集市，卖了衣柜抵口粮回来时的情景。那时的我，还不懂得感慨生活的艰难，可父亲那古铜色的肌肉间流淌着汗水的脊背，就这样印在了我的心中。而且这雕塑般一幕，被岁月的刻刀不停地锲刻着，及至现在我也当了父亲，每每想起，便有着钻心的痛了。 爷爷去世的那年，父亲才二十露头，正在泰安读水利中专。那是上个世纪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我们那个地处“恩北大洼”的村子，一天往外抬过十几口棺材。老实忠厚的爷爷当时是生产队长，不仅不比别人多吃一粒粮食，还不时受着村里一个觊觎这一职位的人的气，就这样连饿加气撒手人寰，终年五十岁。没了爷爷家里就没了顶梁柱，在那个靠工分吃饭的年代，小脚的奶奶的生存成了问题。父亲是个独子，也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孝子，便向学校写了退学申请，未及批准便回了老家。学校派人随后跟来，几次三番地做通了村里的工作，答应为了国家的科技人才不流失，帮助解决奶奶的吃饭问题。父亲就又回了学校，毕业后自愿申请去了当时还是边远落后地区的胶东半岛，热血青年的父亲，要为边远地区的水利建设施展抱负了。可艰难的生活早为父亲铺下了另一条道路——父亲被下放了。 下放回家后的父亲,因是村里少有的知识分子,便当了村中学的民办教师。.父亲教语文政治,教数理化史地生,学校里开设的科目几乎教了一个遍.。可父亲毕竟只是一个读书人,在书本里讲台上他可以探微知著,传经解惑,却常常对连文盲都精通的处世哲学弄不明白.文革开始了,全村干部群众几乎一夜间都成了最最革命者,可革命的立场并不相同,便分为两大阵营。父亲是文化人，便成了两大阵营的革命领导都极力争取的对象。可父亲弄不明白，两个阵营哪个更革命，更不明白为何那么多的父子夫妻一夜间竟成了政治敌人，迷茫的父亲便始终站在革命的阵营之外。不选择革命就是反革命，在这一点上，对立的两个革命阵营的革命领导竟达成了共识。对一个人的定论是应该有证据的，可上查至我们家祖上八代，都是货真价实的贫民；再查母亲的娘家，不料母亲三岁时死去的父亲，竟是被还乡团暗杀了的烈士。可证据总还应是有的，一位革命群众就在父亲回家的路上拣到了一封信。
